永远的奥古斯都（Semper Augustus）。
在十七世纪席卷荷兰的“郁金香狂热”中，最为著名也最为昂贵，举国为之疯狂的梦幻之逸品，全世界大约仅有十二株，一个鳞茎价值一万盾。人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是大师的杰作：“它的颜色是白色的，在蓝色的底部有着深红色，在顶部正中央，有着一朵没有绽开的火焰”。
这种花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在留存下来的绘画与目睹者满怀惊羡的记载中一窥它的绝美容姿。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仿似不属于此世的美丽，却来自潜藏的痛苦与病害——在先天纯色的郁金香中，出现的这类有着宛如火焰般羽衣的变异种，其实是受一种病毒侵害的结果。由于这种病毒抑制了花青素，“剧烈的爆发让任性的颜色在一株郁金香上释放，使得此花完美，即使这种在起作用的病毒将来会要毁掉它”。（引自《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美] Pollan, M. 王毅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由画作来看，勒・布伦夫人（Élisabeth-Louise Vigée-Le Brun）竟然还是一个绝代佳人，至少要比那个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漂亮多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给自己画了这么多自画像吧…………

《打扮成波斯女巫的汉密尔顿夫人》是勒・布伦夫人流亡那不勒斯时的作品，深为画家喜爱，在流亡路上一直随身携带，每到一地，必有大批汉密尔顿夫人的仰慕者前来赏玩，几乎踏破画家的门槛。那时的爱玛是全欧洲人共同的梦中情人。
　　汉密尔顿夫人曾有“英伦第一美女”之称，然而在英国历史上，在公众眼中，她却是一个声名狼籍的女人。成为汉密尔顿夫人前，曾几度易手，是名动那不勒斯的交际花，全欧洲人的梦中情人，更作为“纳尔逊将军的情妇”名留青史。
　　汉密尔顿夫人原名爱玛・里昂，1761年出生于柴郡，父亲是铁匠，母亲是女佣。12岁时，她和母亲来到伦敦谋生。爱玛做过小保姆，卖过水果，当剧院里跑过龙套，成为了一个军官的情人。不久，军官欠下大笔债务，眼看就要破产，一个朋友替他还了钱，作为交换条件，爱玛被这个名叫哈里的男人带回了家。17岁时，爱玛生下一个女孩，婴儿交给爱玛的祖母抚养。
　　她早年的经历还有很多版本，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明媚动人的爱玛在那时已小有名气，她结识了贵族青年查尔斯・葛瑞维尔，他一见她便惊为天人。很快，哈里也陷入财务危机，爱玛身无分文返回伦敦，投入了葛瑞维尔的怀抱。葛瑞维尔一心要把她打造成上流社会的淑女，让她改名爱玛・哈特，并把她介绍给画家罗姆尼・乔治。罗姆尼为她画了很多肖像，它们是那么纯洁优美，令人无法相信画中人竟是伦敦底层风尘中走出的女子。葛瑞维尔的叔父，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也被她惊人的美丽深深打动，60余岁的鳏夫爱上了侄儿的情人。
　　无忧无虑的日子不能长久。葛瑞维尔决定娶一个爱丁堡的富家女为妻，于是鼓动爱玛陪伴他叔父一起回那不勒斯，爱玛原以为只是去渡假，却不知叔侄二人背着她已经达成了协议。爱玛到了那不勒斯后频频给情人写信，可是始终没有回音。渐渐她觉察到葛瑞维尔的用心，伤心欲绝的女人在信里写道――
“我跟您生活了整整五年，可是您竟把我送到陌生人这里来。一丝希望也没有了。我本来想，您也许会来看我的，后来人们告诉我，说我应该跟威廉爵士生活在一起。不！我对他是尊重的，可是不能，永远不能！他跟您一样，过一些时候会把我送回英国去。到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会怎样？请原谅我，我心事重重。我可以告诉您，只要每周给我一个基尼并且和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
　　情人既已绝情，爱玛也只能默默接受了再次转手的命运…………

卡蜜尔，Camille Claudel，罗丹的情人。坊间传言罗丹的部分作品实由卡蜜尔作，还有许多传世之作的灵感也来自卡蜜尔。罗丹对这段感情，一直讳莫如深，未留下只言片语供研究者好事者考证。
　　

然而，2004年5月1日，意大利撒丁岛一独居老妪Samille Claudel对外出示此封情书，宣称这是罗丹给卡蜜尔的第一封情书。

据Samille Claudel说：“无论你们信或不信，15岁那年，在这间住所的起居室，听到地板下有人说话，掘开地板，就是这封放在密封盒里的情书。我时日无多，不能再辜负卡蜜尔嘱托，只能这么作。我不知她为何执意公开情书，你们自己读吧。我只是做我该做的。我想我是卡蜜尔的转世，可以感知她的痛楚和爱，却不能沿袭她的智慧。”

邻居说，老妪深居简出，靠舅母遗产过活，极少开口说话，常年着黑衣。时过境迁，情书何能保存完好，是否伪作？尚待查考。据查，Samille Claudel无疯癫病史。　
　　

　　
　　C：
　　
　　这两天，我不得安宁，我想还是说出来好些，说出来，算是缓解，还是饮鸩，我不知道，我还在想，自己是不是把你当作一个塑造中渐趋完美的情欲对象？或者是借由这股因你而起的冲动，激发身体里很久未见的力量，然后将其述诸笔墨，以成就更好的我的作品？你是个工具吗？你是我实验自己极限的一种道具吗？这是克制的极限，还是隐喻的极限？还是最终指向虚无和绝望的目的，我只是通过渴望你来走一遍这漫长之旅？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深夜里，我渴望你身体，那具没有灵魂的身体，但它不是和她们一样的，它作为身体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跟我描述过你的身体，它哪里大哪里小，哪里柔软哪里柔韧哪里婉转哪里稍显不足，这些我都了如指掌，当我怀抱她人，我凝视她人的眼睛，在幽暗的深夜，在绵软的枕头里，她人的脸被深埋，我扳过她人的脸，逼视那紧闭的双眼，我要在她的闭阖里感知你的敞开，此时此地，你在另一地另一种光线下的对我的暗自敞开，我呼唤她人，用她根本辨识不清的语调，我是期望你听见，你在你的床上，你在你的灯下，你在你的黑暗里，能听见我的低唤，也许我和她人的亲密能令你兴奋，令你发狂般的恨恨的咬牙切齿的兴奋起来，我多希望那时候我翻一个身，就落在你的床上，在你复杂的兴奋里落下，我不知道那时我会怎样，你是期待我狂暴的，像夏日里的骤雨，可我不能保证我一定做到，也许在落下之前，我就后悔了，却收不住翅膀和向前的脚，我被风推到你床上，我滑翔一样落在你的床上，那时候你会立刻换一种姿态看我，你扭转身体，眼波浩淼，宛如白色的吉他，我知道一件事，假如待你狂暴，你会迎合，并获得那时那刻的快乐，但时刻一到，好像喜欢短跑的人冲刺后渐渐停步，它不再走了，我想假如日后还有如此滑翔般的不由自主的亲密，我们的身体会深深投合，而我们的心却隔一道宽阔的河，它翻卷激荡，谁也不能涉水而过，我们会在对岸张望，仔细打量彼此，然后将目光转向风或者别人，这是多么难堪的局面啊，我不能想象，然而，我什么都想试一试，试一试你的漠然或火烫，试一试我的残酷和狠，试一试站在边界上的天空是不是真的伸手可及，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除非你猛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猛然下的无意识里做成无意识的自己。

………………

一组雾中多佛尔的白色海峡（white cliffs）,煞是漂亮。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存在，就象我知道伊甸园神话存在一样——她是一个在不同语境中被反复引述和重复的名字，她带着她明净的额头，尖刀背似的大鼻子，常常出没在唯美派画册里的那种知性的鹅蛋脸，穿行于一列大不列颠知识分子军团的书简和信笺里。那是一群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度过了他们成熟期的人，也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又试图让它纤细僵化的道德活跃的一代人。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他们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残忍的爱因斯坦，更在1905年抛出相对论，这下连时间和空间都无法信任了，他们只好转向去精研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用尽心思，他们每天要写大量的日记，余时就给另外一些人写无数的信笺。所以这个叫做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成员，个个都是书信体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弗吉尼亚被喻做英格兰百合，这个意象很契合她，最美的百合都开在唯美派画册里，圣母的手边，圣婴的笑颜附近，百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意味大于肉身美的花，相对于桃花的艳情，牡丹的肉感，玫瑰的甜俗，它简直是禁欲味道的，弗吉尼亚本人正是如此的精神化：她醉心于朝拜艺术圣地，收集艺术品，但在生活里，她一辈子都穿着粗布工作服，在冬季没有取暖设备的“冰窖”里工作；她视肉欲为肮脏的动物性，却苦心收集别人对她美貌的口头称赞；她择偶时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有肉体美，或物质背景，甚至性向，却一定要足以与她的智性匹配；象S.波娃一样，她背离并且鄙夷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却从来没有淡化过骨子里，从属于这个圈子的精英意识；五岁的时候她给姐姐写信，“谢谢你对我仁慈的耐心”，而姐姐的回信是“我多么喜欢你香豌豆色的头发”，后来姐姐成为画家，她却成了作家，审美角度的歧途，其实在早年就足见端倪。
　　
　　她很象一台配置失衡的电脑，思辨力，逻辑力，想象力，凡是智性系列的操作系统配置都很高，而性欲芯片配置却几乎为零，她并不是敌视性欲，她是压根就不理解这玩意儿，所以她选择的多是同性伴侣，只是因为这样便于操作她无垢的“精神之爱”而已。小时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把她抱在窗台上，扒开她的私处迎光看着，长大了他继续用拥抱，接吻等临界动作猥亵她。这些暧昧的性侵害史，象频频发作的病毒一样，使她本来就已是低配置的性欲芯片几乎瘫痪，直到1941年，她投水自杀，用死亡疗法彻底使自己死机了为止。
　　
　　从九岁那年，她就开始顽强的自我教育，她的营养源只是爸爸的书房和与哥哥交谈的碎片，还有伦敦图书馆而已，她不眠不休的写作，不舍昼夜的阅读，每写完一部作品，她就要崩溃一次，在崩溃的间歇期她写一些轻量极作品作为松弛动作，余时她写大量的日记用以观察自己的下意识，她此生最大的娱乐是写信，大概有几千封之多，她参加有限的社交活动，也是为了带上捕蝶网为她的小说收集人物和情节标本，她交友恋爱都必须经过文字这个介质，他们必须和她一样是文字的信仰者——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象弗吉尼亚这样，终其一生，从各个方向，顽强的与文字发生关系，它们是她的伤口，也是止疼片，是她的宠物，也将她驯养。就象小王子的狐狸一样“你对你的玫瑰所花费的时间，使得这朵玫瑰，对你变的那么重要”。
　　
　　可笑的是：这个连自己独自上街买件衣服都会打哆嗦的神经质女人，居然常常被比喻成狼，她要是匹狼，也只是身着狼皮而已，伏在她貌似强势的女权攻势下的勇气，只是一块蓄电池，真正的勇气电源来自于她身后的人，小时候是妈妈，未成年时是姐姐，最后这电源的终身接班人是她的丈夫伦纳德.这个女人活在文学史上是个傲然的奇迹，真要移植到你家客厅里，只能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她会在作饭时把婚戒丢在猪油里，还在参加舞会时把衬裙穿反，她的锋利不过是“舌辣”，而不是“根辣”，而她的丈夫伦纳德呢？他曾经在噩梦中把自己的拇指拔脱节了，这种“噩梦中的畜力”，看似优雅的弗吉尼亚身上一样有，他们在某些地方是完全对称的，在弗吉尼亚还很小，无法熟练使用语言暴力的时候，她就有一种阴郁的能力，只要她一旦震怒，她的兄姐们立刻感到周围气温陡降，头顶飞过一团乌云，恐惧压顶。这两股子畜力，有时是反向的，比如弗吉尼亚疯病发作的时候，伦纳德就得用自己的畜力去压制她的，在她无恙的时候，这种畜力转而成为一种远景式的呵护，保护着她在生活中的低能。为此他搭上了他的青春，生育权，一根健全的神经。这一切，我想大于一个男人对妻室的爱意，它更是他对她文学天才的保护，对某种绝对事物的信仰，这种纯正的反犬儒气质，才是真正的布卢姆斯伯里精神。
　　
　　很多艺术家都有自我形象设计癖，并不是他们刻意撒谎，只是他们太热衷于虚构，比如克里斯蒂，她喜欢把自己设计成一个素人作家，以写作打发闲时的闲妇，但是任何人胆敢质疑她的作品，她立刻象母狼一样，从窝里凶悍的扑出去捍卫它们，还有弗里达，她明明是1907年出生，可她在所有的官方履历表上填的都是1910 年，那是墨西哥大革命发生的一年，她觉得这有利于把自己塑造成“革命之女”，这种激越鲜亮的背景色，更能映衬她波澜壮阔的政治思想。与她们的耽于自我戏剧化不同，弗吉尼亚的自我调节恰恰是反向的。她在行文时也是一样，非常淡漠人物的戏剧特征，却很关心她们的精神构造。
　　 


　　1917年她认识了新西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基于对一种即将出现的新鲜文体——意识流文学的敏感与革新意识，她们彼此投契，又基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嫉恨，在交谈甚欢的流沙之下，是弗吉尼亚比水泥地还结实的顽固势利眼，她是个超级势利眼，但却是一种教养和智性的势利，并不涉及对方的物质背景，这也是她全部的价值观，这种势利眼的证据频频出现在她六卷本的日记里，关于曼斯菲尔德她写道：“这女人是个商人的女儿，她穿着象妓女，谈吐象婊子，身上有体味，象一只刚刚卖过淫的麝鼠”。
　　
　　还好，弗吉尼亚除了有一根多刺和不忠的舌头，过于精密的头脑，踩了油门就踩不住刹车的想象力之外，还有尚算健全的自省机制，她象一只冰箱里的表，低温，精密，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自我精确定位，她又在日记里盘点了自己的灵魂，承认自己嫉妒曼斯菲尔德活泼自主，实验性的生活方式，比她本人大的多的异性社交半径，正负加减之后，帐面显示的结果是中正的：（曼斯菲尔德）是一只可爱的猫科动物，镇静，疏远，独来独往。
　　
　　甚至她的发疯也是同样质地的，这种发疯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她是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发疯，象是一个人隔着雾气班驳的玻璃窗，看着屋子里的另外一个自我在发疯，却无法打破窗子把那个自我救出来。想一想，这个热爱阅读的女人，她甚至把不能阅读都当作了她自杀的一个原因，如果她不停的发病，能阅读的只余下自己的疯狂，会把她带到一种怎样的境界。如果她选择放弃这种智性生活,不再写和读,做任何刺激智性的事,医生说她可以不发疯,但是她说"不能写,毋宁死",谁说放弃生命不是一种爱的方向,选择与卑琐的形而下生活苟且求和,是一种勇气,放弃也是.这才是布卢姆斯伯里精神的骄傲绝尘处.
　　
　　在那部叫做《时光》的电影里，伍尔芙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 may have a first 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戴罗薇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她去了花店，她说，百合太苍白了，她不要。弗吉尼亚，这朵英格兰百合，亦被她自己放弃了：“亲爱的伦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的了解，爱它的本质 ，然后，放弃它。—— 伍尔芙” ，至此她已经有过两次自杀的经验，她熟练的淌过浅水，走向河中心，边走边把一块大石头塞进口袋里，我合上眼，耳边是电影里的音乐，它简单地重复，平直的来去，并不太汹涌，像时间，回复往返。

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埃德蒙．柏克


埃德蒙·柏克其人与其思想

引言：

在英国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赞成北美殖民地的争取独立而摆脱自己祖国的战争，却反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在西方民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正常的言行举止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成为了一个名人，从不正常变成了正常。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思想家，西方保守主义的开拓者——埃德蒙·柏克[①]。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柏克其人与其思想才更耐人寻味。

一、       埃德蒙·柏克的生平。埃德蒙·柏克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1729年1月出生在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排行第二。父亲是新教徒，母亲则是天主教徒。它的家庭很富裕，父亲在都柏林是个有成就的职业律师。柏克在当地长大成人，只是小时候为了增强体质，在爱尔兰南方的乡村——外祖母家住了几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最初在教友会的寄宿学校读书，后来进入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那是一种坚实的古典教育，他一生明显地受其影响。1750年，柏克被中殿法学院录取，成为一名法学学生。1757年结婚后，柏克靠写作为生。

1759年他开始了解英国政治情况，迈出了走向英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涯第一步。最初，他得到了下院议员兼政府官员威廉·杰勒德·汉密尔顿的栽培。1761年汉密尔顿被擢升为爱尔兰副总督的首席秘书，柏克跟随他做了其私人秘书。出于私人而非政治方面的原因，柏克离开了汉密尔顿。1765年，他应聘担任罗金汉侯爵的私人秘书。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1766年成为一名下院议员，并一直保持到1794年[②]。1797年，柏克离开尘世。

二、       埃德蒙·柏克所处的历史环境。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其所带来的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西欧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挑战着过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于1640年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将英王推上了断头台，建立了共和国；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③]取得最终的胜利，颁布了《权利法案》，限制了英王的权利，维持了或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同时，为了争夺商业利益和殖民地，西欧各国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尤其是1756-1763的英法七年战争。在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老对手法国，获取了法国的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然而，这次战争也给英国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灾难：英国政府债台高筑，英法之间的宿怨越来越深。为了转嫁战争费用，英国政府决定向北美殖民地开征税收，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提出“没有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在1775年，北美殖民地掀起了争取脱离“母国”[④]的独立革命，法国给与北美殖民地人民于军事援助。跟七年战争中的英国一样，法国政府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的政府债务大增。尽管法国是在中途介入冲突的，但法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至少花了10亿里佛尔，[⑤]被迫在国内大肆征税，以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三、 埃德蒙·柏克的主要著述。1756年《自然社会辨》，这是一篇抽象的社会哲学论文，抨击把抽象的理论（尤其是卢梭的理论）用于政治的做法。柏克的观点是：对自然界过于简单化的主张会导致一切文明社会和政府的毁灭。

1757年《关于壮美和秀美观念的哲学探源》，这是柏克发表的一篇论美学的短文。它和上文一起都属于柏克从政前的文学作品，展现了柏克的文学才华，“使他迅速进入伦敦最优秀的文学艺术团体”[⑥]。

1761年《天主教法简论》，这是柏克的第一部论述具体政治问题的著作。它较充分地显示了柏克一生思想的特点：热情地求助于非严格界定的道德原则；他坚持运用一般原则时，也总是注意当时常见的复杂情况和人类脆弱的本性；他从实际观察和历史事件中概括出经验型通则，用来作为他抵制源自抽象原则的演绎推理的证据；而且在仁慈那个问题上，他持有资产阶级的观点。

伯克从政后发表的第一部有分量的著作是《对于<国家现状>的看法》，它主要是为1765年至1766年罗金汉的短期政府辩护，同时触及到两件较为普遍的事情：一是关于公民权的范围，一是关于政党的价值。《论当前不满情绪产生的原因》（1770年）是柏克的第二部政治小册子，它猛烈攻击了王室秘密策划消尽国会权力的阴谋，阐明了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就美洲政策方面，他的《论美洲税法》（1774年）、《论与美洲殖民地和解提案》（1775年）和《就美洲事务至布里斯托尔长官书》（1777年）都呼吁下院不要坚持向殖民地课税的主权，而要考虑按照他们最近采用的方式行使税权时所带来的后果。他就印度问题方面的观点反映在他的《论法克斯的东印度法案》（1783年）一书中，披露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滥用政治权力，建议不应将特许状依照原来的条款重新延期。在《法国大革命沉思录》[⑦]（1790年）中，他反对法国人民的暴力行为，而提倡英国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精神。

四、埃德蒙·柏克的主要政治思想。（一）关于政党的思想。柏克非常赞同政党存在的价值，认为政党“可是政府牢牢地掌握在团结一致的人民手里”。[⑧]在政治小册子《论当前不满情绪产生的原因》中，他抨击了王室秘密策划消尽国会权力的阴谋，指出下院基本的传统职责是借否决财政预算权牵制国王和政府，王室设法劝说国会投票同意追加预算，而追加的预算对于维护国王的尊严并无必要，竟被用来收买下院，支持其邪恶政策。为防止这种弊病，柏克坚持推行政党的思想，认为：只有当每届政府的任期取决于一个公开政党的支持时，国会的传统职责才能免遭那种秘密的破坏。他的这个主张“为政党制度和责任内阁创立了理论依据，而这两种体制后来成为19实际英国行政系统的基本特点。”[⑨]并且柏克还将打破地方主义，提倡地方议员与国会议员的区别,正如他在《投票结束后对布里斯托尔选民的演讲》中所说:“你们确定选出了议员；但你们选了他之后，他就不是布里斯托尔的议员，而是国会的议员了。”

（二）关于印度问题。在伯克看来，英属印度帝国实际上是白人的一个沉重包袱，他反对在国会监督和控制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继续允许由东印度公司来管理。伯克知道无法证明东印度公司的行径触犯了什么法律条款，因此只好说明他们违背了某种更为基本的法则，即公正与诚实的最简单的原则。他收集了有关这家特许公司卑鄙、邪恶、腐败和成批杀人的无数劣迹作为证据，说服了下院。

（三）关于美洲政策。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为了转嫁战争费用，采取了向北美殖民的征税的办法。然而，在英国打败法国后，美洲殖民者再不受外来威胁（这种威胁曾造成效忠于英国国会的局面）的情况下，能坚持与英国仅仅保持名义上的联系时，而在帝国政府改变主意，不同意这样做时可进行起义。再者，到1776年，北美洲的殖民地有了很大发展：200万人口每30年翻一番，人口向西繁衍，经济繁荣、粮食和很多其他商品实现自给。[⑩]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性大为减弱，开始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寻求摆脱英国的束缚。

  柏克作为英国的政治家，似乎站在北美殖民地立场上，接连发表了美洲三书，极力反对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主张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和解。他指出，殖民地人民主要是英国人，从17世纪移民以来，他们就忠于如下的原则, 即“在一切王国中，人民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实际掌管转让自己钱财的权利，否则，就连自由的影子也不存在。”[11] 我们禁不住要问, 柏克究竟想做什么？他在背叛自己的祖国吗？不仅不是叛国，而且是在为自己的国家着想。1776-1783年的战争仍存在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美洲的起义已如燎原之势，镇压起义需要由英国部队在离本土3000英里外的地方打一场大规模的大陆战争，这与英国早先的愿望相反，仅仅有海军优势并不能使基本自给的殖民者屈服 （尽管利用海军优势可以使来自欧洲的武器和兵员减少）。第二个问题是英国孤军作战，那些愿意削弱法国的欧洲伙伴无法提供援助。[12]到1783年，当战争的结果呈现在人民面前时，人们才意识到柏克的看法是正确的。柏克还认为，既然英国打得赢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倒不如同北美殖民地和解以加强经济贸易往来。只有这样才是最符合英国的利益。

（四）关于法国大革命问题。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它们后来成为西方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柏克竟出人意料地加以反对。于是，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认为，柏克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期间神智不正常，“失去了平衡”，“博大才智的均衡遭到了破坏”。[13] 虽然他是个戏剧艺术赞赏者，有可能在无意识地模仿，而非有意识地取用，但是在他晚期的著作、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沉思录》中，他无疑是运用戏剧技巧的大师。汤姆·潘恩以其著作《人权》（Rights of Man）进行猛烈的反击时，就提到了这一点：他“几乎不能用任何其他眼光来看待柏克先生的著作，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戏剧表演，……他略去了一些事实，歪曲了另一些事实，是整个布局产生舞台效果。”他甚至更为关注如何看待柏克有意为之的做法——他故意“不切实际、毫无系统的展示他那种荒诞的狂想，以便把读者从问题的要害出引开”。[14]

  柏克又是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呢？以前，你们的事情只关系着你们自己。我们只是作为人感受到他们；但我们毕竟是置身于它们之外，因为我们不是法国公民。但当我们看到有人向我们提出以法国为榜样时，我们就必须作为英国人来感受，并且还感到我们必须是英国人。不管我们怎样，你们的事务已形成了我们的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回避你们的万灵药方或者你们的瘟疫时是如此。如果它是万灵药方，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知道那种不必要的药方的种种效果。如果它是一场瘟疫，那么它就是我们要做出最严格的检疫加以预防的一场瘟疫。[15]

   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与英国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精神不服，妨碍了法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它（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它已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也无法互相调和并且各得其所。[16] 法律被推翻了，法庭被颠覆了，工业毫无生机，商业奄奄待毙；已经不纳税，但是人民却贫困；教堂遭到洗劫，国家得不到休息；政治的和军事的无政府状态成了王国中的宪法；一切人间的和神明的事物都为着公共声誉这个偶像而被牺牲了，其后果则是国家破产……[17]最不能使柏克容忍的是，这个“美好的日子”的其他吉利的局势，还需要在实际上杀害国王和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也还需要对主教们实际上进行杀戮，尽管已经有那么多的叫喊声在召唤着了。[18]于是，柏克愤怒了，“在对人类犯下的罪大恶极而未受惩罚的暴行之中，我要为人到这一事业而战栗”。[19]

  法国大革命严重地危害了财产权。柏克谴责法国大革命“根除了全部的财产权，因而也就根除了国家的一切繁荣”。[20]柏克说，我所担心的并非是我们教会财产也会根据法国的先例被没收，尽管我认为那是一大罪过。我最大的关怀时，有朝一日在英国也会把为寻找财源而没收任何财物看成是一项国策；或者公民中的任何一个阶层会被引向把其他阶层看作是自己当然的猎物。[21]

  人类历史上的进步大抵不外是通过两条途径，即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和改良（以和平的方式），而暴力革命，这是柏克所不提倡或不愿看到的方式。柏克极力主张社会改良。他认为，法兰西君主国并非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这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正在增长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它的政府比不是“那么暴虐，那么腐败，那么玩忽职守，一直根本不适合进行全面的改革。”[22]

   (五) 关于经济改革。柏克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对于近著〈国家现状〉的看法》一文中。假如有关外交和战略的考虑不要求废弃自由贸易原则（他认为英国航海法的贯彻则要求废弃它），柏克在商业政策方面就总是偏爱自由贸易。国际间通商可以是经济斗争的工具，当既可行又能满足需要时也应是那种工具。贸易条约的签订不应该只顾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而应该着眼于是否可以削弱对手的长远利益。他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追求一己之私利时，把普遍的利益与个人的成功结合起来”[23]

  五、如何看待柏克其人与其思想。柏克是什么身份？他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是些什么人？正如美联储的格林斯潘所讲的那样，如果你们听明白了我的话，那你们就误解了我的意思。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时，讲起话来总是模棱两可，避其左右而言它，让人摸不清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是不会真正搞清楚他的真正意图的。另一方面，柏克的思想表达的不是多么明确，往往被人歪曲，出现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的情况。

  柏克是西方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吗？在柏克的思想中，也同时有不少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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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德蒙·柏克的英文为名称Edmund Burke, 有时也被翻译成埃德蒙·伯克

[②] 1780年，他因拒绝充任选民的委托代表，失去了下院议员资格。

[③] 1688年革命基本上是一次没有流血的革命，获得英国资产阶级的称赞，冠以为美名“光荣革命”。

[④] 新航路开辟后，来到北美的大多数人是英国人，他们视英国为其母国。

[⑤]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保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04 页

[⑥] 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⑦]《法国大革命沉思录》的英文名称是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有时也译作《法国革命论》

[⑧] 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⑨] 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⑩]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保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15 页

[11]柏克：《论与美洲殖民地和解提案》，《全集》第3卷，第432-433页

[1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保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46-147 页

[13]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Buckle, 第1卷，1871年，第467页，

[14] 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页

[15]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9页

[16]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页

[17]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1页

[18]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7页

[19]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0页

[20]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21]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01页

[22]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23]柏克：《关于贫困状况的思考与评析》，《全集》第7卷，第384-385页

 1954年11月30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却有一个伟人逝去，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富特文格勒，带着他对德国文化的挚爱与悔恨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50年后的今天，所有热爱他的人纪念他，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指挥家、作曲家、音乐家，而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用某个人的名字来描述一段历史，包括音乐的历史；他们的名字成了特定时期、特殊的艺术风格的代名词。德国作曲家欣德米特说：“富特文格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成为德国文化的形象，是他使德国文化重新站立起来。”其实在战争期间，不也是他顽强地独立支撑着风雨飘摇中的德国文化么？如果没有人在纳粹的统治下发出一点纯粹的声音，恐怕整个德国文化就会土崩瓦解。那样的话，那些被炸毁的德国各大城市的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乃至教堂，就不仅仅是物质的废墟，而且也是精神的瓦砾了。

　　一、神圣的仪式

　　让我们的怀念之旅从巴赫开始吧。

　　巴赫的《管弦乐组曲》有无数指挥家演录过多种版本，但只有在聆听富特文格勒的录音后，才有一种历史画面感。尤其是《第三组曲》的第三乐章，仿佛展现出一幅回忆历史盛大场面的巨幅画卷。1830年，门德尔松用钢琴演奏这段旋律时，老年的歌德向年轻的门德尔松描述说，乐章的开头“如此豪华庄严，人们仿佛看到一群显贵人物循阶而下。”只有富特文格勒能够处理出这样的效果。巴赫的旋律，门德尔松的钢琴演奏，歌德的高贵而华丽的想像，以及富特文格勒雍容大气的诠释，其间200多年的文化承传显示着德意志文化的生生不息。

　　聆听富特文格勒阐释的德奥作曲家的作品，常常让人想起艺术史家温克尔曼评论古希腊艺术的那句名言：伟大的静穆。20世纪有那么多伟大的指挥家，可为什么圈内圈外的音乐家、艺术家、爱好者有着久久挥之不去的富特文格勒情结？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再也不会产生那样的人物了，上帝再也不会赐给人类如此优秀的造物：母亲是多才的画家，父亲是希腊瓶画权威、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年轻时代的富特文格勒曾随父亲去希腊和意大利发怀古之思，在他的成长教育中，不仅有音乐的研习和操练(这一点许多家庭都办得到)，而且有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耳提面命。这样的艺术氛围使得成年的富特文格勒获益匪浅，当他站在指挥台上翻开巴赫贝多芬的总谱时，往往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他的思想、眼神和手臂传达给每个乐队队员的已经不仅仅是音符和节奏。诚如二战后一直为富特文格勒洗刷所谓战争罪名而四处奔走的梅纽因所说：“富特文格勒也许是让我们追溯到印度、古希腊传统的最后一位阐述者。我们经常说，现在没有神圣的东西了，但我相信，还有神圣的音乐。每次演出贝多芬、勃拉姆斯或是巴赫的作品，富特文格勒都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 梅纽因说这番话时，离富特文格勒去世还有四个月，显然这不是溢美之辞，而是由衷的肺腑之言。当今的音乐世界，神圣的仪式与神圣之人的确是渐行渐远了。

　　二、责问的背后

　　当俾斯麦的铁血十字架变成希特勒的铁蹄在践踏整个欧洲的时候，许多德国的文学艺术家都选择了流亡，尽管他们也眷恋德意志文化。当时乃至战后，像托马斯·曼和布鲁诺·瓦尔特这些流亡作家艺术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富特文格勒要留在德国？他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留在国外，完全可以成为反法西斯的领袖人物。其实富特文格勒也非常犹豫，甚至非常绝望，关键的时候，是勋伯格给他鼓足了勇气。1933年，时任柏林普鲁士艺术研究院作曲系主任的勋伯格，在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去法国避难。富特文格勒在巴黎遇到了勋伯格夫妇，是勋伯格要他回到德国，去创造伟大的音乐。“这是你的职责，也是真正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于是，富特文格勒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文化保卫战。在战后他写到：“德国绝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而只是被纳粹分子统治的德国……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斗争，只能在这里进行。”

　　然而历史记录很随意地忽略了富特文格勒与勋伯格的巴黎谈话，战后，几乎所有谴责富特文格勒的人都念念不忘发生在1937年那个著名的夏天的论辩。不止一个人目睹了在萨尔兹堡音乐节上，托斯卡尼尼和富特文格勒的历史性的争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托斯卡尼尼的结论斩钉截铁：只要在第三帝国当指挥就是纳粹分子，艺术与音乐是当权者的工具。富特文格勒的反驳同样是掷地有声：伟大的音乐能够与纳粹主义对抗，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它与政治无关。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公案始终没有最后了断，但至少有一点富特文格勒是站不住脚的，那就是他的艺术纯粹论。就像萨义德所指出的那样：“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因而也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版，第24页)富特文格勒的高尚意图或者说是政治上的幼稚，被纳粹当局所利用已是不争的事实(戈培尔知道，音乐是富特文格勒的生命，不给他队员和观众，他就成了没有教堂的牧师，为了音乐，他妥协了)，他为纳粹政治的花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人们忽视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富特文格勒选择留在德国，通过音乐坚守了德意志文化传统。正像他在1946年底向法庭做最后的陈述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国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

　　富特文格勒维护的是德国另一个形象和传统。1790年的前后，当普鲁士的建筑师朗汉斯借鉴古希腊柱廊式的风格、设计并重建了柏林的勃兰登堡门这件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杰作的同时，魏玛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文化变革。在歌德的推动下，魏玛成了普鲁士以外德意志的又一个中心，一个知识与精神的中心。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作家、诗人与哲学家的队伍里，我们见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群像：前面是莱辛和歌德，紧随其后的是席勒、赫尔德、诺瓦利斯、黑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施莱格尔兄弟……。在富特文格勒的作曲和指挥艺术生涯中，他所依据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得意志文化传统。难能可贵的是，他用他的指挥艺术，把从巴赫、贝多芬到布鲁克纳的德国音乐经典也融入到这个传统中来，在他的指挥艺术中，我们找到了德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一个历史坐标。

　　三、谁在穿过勃兰登堡门？

　　托马斯·曼曾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一个双重的任务：说明自己的时代，同时也说明自己的生活。其实，一个作曲家指挥家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中也背负着这样的双重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纳粹掌权之前，柏林称的上是世界文化的一个中心，本雅明曾经在《柏林日记》中记录过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幼年的他跟随祖母去看《威廉·退尔》《温莎的风流娘们》等歌剧，一个个热闹而欢乐的夜晚，大雪覆盖下的柏林在汽车的灯光里向一个少年展现：“歌剧使这个城市突然泛出异样的光”，“雾气很重的夜晚，灯光闪烁着巨大的光环”。在本雅明的回忆中，柏林之夜的文化生活静谧而神秘。1922年，富特文格勒来柏林接掌柏林爱乐乐团，赶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30年代的柏林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勃兰登堡门前每天车水马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从四面八方云集到这里。1930年，五大指挥家齐聚柏林：他们是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布鲁诺·瓦尔特、埃里克·克莱伯与克伦佩勒，颗粒粗糙的图片记录了这个音乐史上伟大的瞬间。那是柏林古典音乐的春天，是所有音乐人节日的庆典。富特文格勒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和对音乐卓越的理解力，为柏林爱乐带来了荣誉，也为自己卓尔不群的指挥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与他共事多年的乐队队员永远缅怀与富特文格勒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如果不是纳粹统治的12年彻底摧毁了德国与德国文化，富特文格勒将会开创一个绝无仅有的古典音乐的繁华时代。

　　还是那座勃兰登堡门，但过往的却不再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也不再是热爱音乐的柏林人。当纳粹士兵举着火把疯狂涌过勃兰登堡门时，德国开始走上了毁灭之路。

　　四、希望之园与避难之所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富特文格勒有过妥协与屈辱，因为战后的责问声音不断，所以那些事情差不多是尽人皆知的。在这里，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为维护德国文化所进行的艰苦不懈的斗争：1934年，对纳粹禁演欣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进行严正干预，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场，并愤然辞去一切公职；1935年，在重返柏林爱乐指挥的冬赈义演会上，当所有的人用右手向希特勒行纳粹礼时，只有他一人右手执指挥棒，并在多年后的许多音乐会场合，拒绝指挥纳粹党党歌，至少在柏林，人们知道他没有投降；在维也纳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坚持在取下纳粹党党旗后才能演出；1939年以后，纳粹当局多次企图让富特文格勒赴被占领国家演出，均遭到他的抵制；他还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搭救因种族问题和其他原因遭受迫害的音乐家包括犹太音乐家；由于他的努力，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服兵役的。要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随时都会使自己陷于极度的危险之中。1930年至1950年在柏林爱乐担任首席的沃尔夫说，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富特文格勒是如何公开发表反对纳粹的政治言论的，每一个言辞都有可能要他的命。事实上，沃尔夫所言绝非危言耸听。从1933年起，希姆莱就为富特文格勒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档案，在一份备忘录中，希姆莱写到：“不管某个犹太人有多么坏，富特文格勒都要帮他一把。”(《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第51页。)这个杀人魔王不止一次地要求希特勒把富特文格勒送进集中营。

　　然而上述种种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德国音乐文化的责任和坚守。正是这种责任和坚守，让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人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曾经受到纳粹政权压制的德国戏剧界名人巴尔洛格在盟军审讯富特文格勒时作证说，富特文格勒是(德国的)人们认为活下去的理由之一，“既然还能听到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我们就不至于完全绝望。”(同上书，第54页。)显然，富特文格勒已经成为纳粹德国时期绝无仅有的正义的精神象征，他和他所指挥的音乐的存在，象征着德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并没有完全坍塌，他给黑暗中的人带来一丝光明的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下，人们最需要、最渴望听到贝多芬的音乐。

　　由此我想到音乐的力量。肖斯塔科维奇说，音乐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之园和最终的避难之所。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无论是另一种专制主义高压之下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是身陷集中营的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和德国指挥家齐佩尔，以及黑暗德国之下的富特文格勒，他们实际上在履行一个看似不同而实际相似的使命：支撑人们的信念，拯救人们的灵魂。在苏联，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在抗击法西斯的同时，也暗中反抗了另一种极权，它使人民重新获得了悲伤的权利；在西里西亚集中营，梅西安创作了《世界末日四重奏》，在50分钟的演奏中，每一个被囚禁者都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洗礼；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七拼八凑的“齐佩尔乐队”所举行的“厕所音乐会”，使很多从未听到过古典音乐的人找到了生命的尊严；而在德国，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的交响曲同样有着拯救普通德国人灵魂的意义，每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巴赫和贝多芬的同胞们的心中，便回唤起生存下去的勇气。尽管这些作曲家和指挥家，在历史的不同时刻的所作所为，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然而无论是在道德的水准、人生的价值以及音乐的质量上，都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他们都应该赢得人们的敬佩和赞赏。

　　五、艺术标准与人格标准

　　然而，还是有正义之士不肯放过富特文格勒和纳粹的合作，尽管他并没有出卖良心，或许也并没有比某些艺术家妥协得更多，那么苛责所为何来？再来看看萨义德是怎么说的：“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 萨义德套用王尔德的话说，杰出的知识分子总是与自己时代具有象征的关系，在公众意识中，他们代表成就、名声、荣誉。反过来，人们在批评一个社群的恶行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也经常成为众矢之的。富特文格勒的境况正是这样。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就是贝多芬的化身，这样一个头顶光环的公众人物怎么能够在希特勒53岁的生日音乐会上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怎么能够和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同唱“欢乐颂”？然而，明眼人一定能够看出其中的委曲，在如此这般屈辱的妥协中，富特文格勒在不得已而为之中仍然有他的坚持，希特勒对贝多芬的利用作法完全是对德国精神的扭曲，而富特文格勒心中的贝多芬才是德意志灵魂的最高表达。无法洗刷被希特勒所利用这样一个事实，但分清纳粹头子与艺术家心中的不同的贝多芬形象也是必须的。弗丽德琳·瓦格纳说，富特文格勒之所以遭遇两难境地，就在于“在国内被看做是一名反纳粹分子而受到歧视，而在国外则被谴责为纳粹分子。”同样都拒绝指挥纳粹党党歌，托斯卡尼尼的行为历来为人称颂，但富特文格勒这样做却是理所当然；富特文格勒拒绝赴被占领国家指挥演出，而其他指挥家如卡尔·伯姆、克纳佩茨布施和克劳斯则表现得相当合作，他们的妥协却并不为人指摘。原因很简单，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德国音乐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人们对富特文格勒的要求是“最高级”的，他们不允许在他身上有任何污点，惟恐这些污点会损害大师的光芒。富特文格勒在确立了德国古典音乐诠释最高水准的同时，无形中也确立了最高的人格标准。这一点恐怕连富特文格勒自己也估计不足。必须承认，作为战前德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他并没有做到萨义德所说的，“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没能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立场上去面对纳粹的暴行和人类的灾难。他妥协过，让步过，而且这也让他痛悔过，但他始终没有超越道德的底线。须知“越界”是逃脱不掉历史的惩罚的。荷兰指挥家门格尔贝格因战时与纳粹合作，曾经到德国指挥过音乐会，战后遭到终生不能在荷兰演出的禁令，只好流亡瑞士6年，客死海外。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赖希魏因则由于参加了纳粹党而受到审判，最后在良知的谴责下自杀身亡。

　　艺术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见证了那个时代，同时也见证了自己的生命轨迹。

　　六、战时与战后的录音

　　回到有关指挥的话题。富特文格勒之所以与其他指挥家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身上“有着同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瓦格纳同样伟大的精神火花。”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他的指挥艺术中才能感受到“宏伟感与意念的崇高”(美国音乐评论家勋伯格语)，那是“笼罩一切的旷达感”(梅纽因语)。富特文格勒用来评价布鲁克纳的话恰好用来说明他自己所追求的境界：“在幸福世界中高高地自由飞翔，摆脱人间的苦恼——在没有感伤、没有顾虑的情况下完成使命。”至于其他有关指挥技巧的话题，诸如敏锐的结构统一意识，自由发挥的即兴意识，游移不定的打拍子的方式等，留给指挥家们去探讨吧。值得庆幸的是，在崇拜他的指挥家的行列中始终能看到梅塔、巴伦伯伊姆和阿什肯纳吉等后来者的身影。

　　还有一个没有答案的话题，我在多次听过富特文格勒战时和战后的唱片时，发现了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在对同一部作品的激情、深度和力度的对比中，战时尤其是1942至1945年的录音与战后这些年的录音有很大的差异：战时的解释速度偏快，感情更为激越，像1944年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雄伟壮丽、意气风发，可以与之媲美的还有1943年根据同一场音乐会录制的贝多芬第四、第五交响曲，而1942年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堪称是他最高录音成就的代表之一；同样，1944年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让人感到“风暴骤起，群山当前”(阿杜安的形容)；同年10月，富特文格勒两次演出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阴惨的谐谑曲“几乎有寒风刺骨的感觉”。而战后演出或录制的相同曲目大都放慢了速度，减退了热情，剩下的只有结构的平稳和气息的宽广，最后几年的诠释更带有晦暗与神秘色彩。代表性的有1952年的贝多芬第三、1954年的贝多芬第五、1949年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等。其中的原因恐怕并不简单，不是在本文中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但这些战时与战后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表达，为我们了解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果说其他指挥家在演出录制音乐作品的变化，除了对作品的不断理解外，还基于他们自己的生老病死(指死亡的威胁)，那么富特文格勒留给我们的则是德意志文化在他全部苦难历程的心路变迁，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我们应该感谢富特文格勒，是他把德意志的音乐镶进了历史之墙。

　　最后引述三位了解、敬重他的人所说的话来结束这篇祭文。

　　“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而为人也很诚实。在德国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保护过弱者，帮助过无依无靠的人。我的颂词是对一个具有非凡素质的人而讲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见到这种人了。”(比彻姆)

　　“对美的基本真理的深刻信仰，促使他懂得如何把音乐的体验转化成信仰的忏悔。”(欣德米特)

　　“他的音乐闪耀着人性……他喜欢大自然有关的一切而不重视物质，这些素质也存在于他的唱片之中。……通过唱片，他将继续发言和影响其他人。”

（曹立群／文）

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　加利福尼亚
一八四八年一月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它的土地肥沃、气侯温和、物产丰富著称于世。风光旖旎的旧金山又是多么令人神住。然而，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拓荒开发到繁荣兴盛，还不到二百年的历史。今天映入人们眼帘的美丽的旧金山，历史更掉，实际上它才经历了七十八个春状。一九○六年，旧金山城遭到特大地震，建筑全部被毁，观在的市容是在一片废墟中重建起来的。旧金山最早的旧址只不过是一个渔村。一七七六年十月，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教派——弗兰西斯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此建立了传教站，又因为它地处弗兰西斯科海湾，所以在一八四七年该城归属美国之后正式命名为圣弗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十九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华侨曾把该地称为金山，以后为了有别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新金山）又改称旧金山。不错，加利福尼亚的繁荣和圣弗兰西斯科的崛起正是和黄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亚掀起的世界性淘金热潮是广为人知的，然而，恐怕并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一片土地当时是属于私人的，它的主人就是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可惜，黄金的发现并没有给这位主人带来幸福，而是使他家破人亡，自己沦为乞丐。
　　　　　　　　　　　　　　　　　　——译者




　　　　　　　　　　　　　　　一个厌倦欧洲生活的人


　　一八三四年，一艘美国轮船从哈弗尔【1】驶向纽约。在数百名亡命者中有一个名叫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2】的人。他原籍瑞士巴塞尔附近的吕嫩贝尔格，现年三十一岁。他正面临着欧洲几个法庭的审判，将被指控为破产者、窃贼、证券伪造者，于是他急急忙忙撂下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巴黎用一张假身份证弄到一点钱，踏上了寻找新生活的旅程。七月七日，他抵达纽约，在那里混了两年，几乎什么事都干过，什么打包工、药剂师、牙医、药材商、开小酒馆，不管会干不会干，最后总算略微安定，开了一家客栈，可是不久又将它出售，随着当时一股着魔似的迁徙洪流搬到密苏里州，在那里经营农业，没有多久就积蓄了一小笔财产，可以过安安稳稳的日子，然而他的门前总是不断有人经过，皮货商、猎人、冒险家、士兵，他们有的从西部来，有的又到西部去，于是“西部”这个词就渐渐地有了诱人的魅力，只知道到那里去，首先遇到的是茫茫的草原，成群野牛，人烟稀少，在草原上走一天甚至一星期都见不到一点儿人影，只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在那里追逐猎物，然后迎来的是无法攀登的高山峻岭，最后才是那“西部”的土地。关于这片土地的详细情况，谁也说不清楚，但它那神话般的富饶却已变得家喻户晓。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还是相当神秘，人说在那一片土地上遍地流的是牛奶和蜂蜜，人人可以随便取用。只不过那是一块遥远的地方，无穷无尽的远，要到那里去是有生命危险的。

　　但是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浑身都是冒险家的血液，安居乐业并不能吸引他。一八三七年的一天，他变卖了自己的田地和家产，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带着车辆、马匹、一群美洲野牛，从印第奔斯堡【3】出发，到那陌生的远方去。


　　　　　　　　　　　　　　　　　进军加利福尼亚


　　一八三八年。苏特尔带着两名军官、五名传教士、三名妇女坐着牛车向茫茫无际的远方驶去。他们穿过一片又一片的大草原，最后又翻过崇山峻岭，向着太平洋的方向进发。他们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十月底到达温哥华。可是，两名军官在到达以前就离开了苏特尔，五名传教士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三名妇女在半途中因饥饿而死去。

　　现在只剩下苏特尔一个人了，有人留他在温哥华住下，并替他谋到一个职位，但都没有用，他拒绝了一切。加利福尼亚——这个有着魔力般的名字始终诱惑着他。他驾著一条破旧的帆船，渡过太平洋，先到达夏威夷群岛，然后沿着阿拉斯加的海岸，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在一个名叫圣弗兰西斯科的荒凉地方登陆。当时的圣弗兰西斯科可不是象今夭这样一座在大地震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的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当时的圣弗兰西斯科仅仅是一个贫穷的渔村，尚未成为墨西哥的那个偏僻省份——加利福尼亚【4】的主要城市，就连它的名字也还是跟着弗兰西斯教派的传教站叫起来的呢。当时的加利福尼亚无人管理，一片荒芜，是美洲新大陆最富庶的地区中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西班牙的混乱局面由于缺乏任何权威而加剧，暴乱四起，畜力人力匮乏，没有励精图治的力量。苏特尔租了一匹马，驱着它走进肥沃的萨克拉门托山谷。只用了一天时间，他就全明白了：在这片上地上不仅可以建立一座农庄、一个大农场，简直可以建立一个王国。第二天他骑马前往蒙德来【5】，这是一座十分简陋的首邑。他向阿尔瓦拉多总督【6】作了毛遂自荐，讲了自己要开垦这里一片土地的意图，他要从夏威夷群岛带来卡拿卡人，并让这些勤劳的有色人自己定期从那里迁到此地，而他则愿意承担起为他们建立移民区的责任，要建立一个名为新黑尔维喜阿【7】的小国家。

　　“为什么要叫新黑尔维喜阿呢？”总督问。“我是瑞士人，而且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苏特尔回答说。

　　“好吧，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找把这片土地租让给你，为期十年。”

　　你看，事情很快就在那里达成了协议。而在远离文明千里之遥的地方，一个人的能力会获得一种和在家里完全不同的报偿。




　　　　　　　　　　
　　　　　　　　 新黑尔维喜阿


　　一八三九年。一行用牲口驮着货物的队伍沿着萨克拉门托河【8】岸缓慢地向上游走去。苏特尔骑着马走在最前面，腰间别着一支枪，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三个欧洲人，接着是一百五十名穿着短衫背心的卡拿卡人【9】，然后是三十辆装载着粮食、生活用品、种子和弹药的牛车，以及五十匹马、七十五头骡和成群的奶牛、绵羊，末尾是一支小小的后卫——这就是要去征服新黑尔维喜阿的全部人马。

　　在这些人面前滚起火的巨浪。他们焚毁树林，这是比砍伐更为简便的方法。巨大的火焰刚刚烧完这一片土地、树墩残干还冒着余烟，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建造仓库；挖掘水井，在无需耕犁的田地上撒种；为源源而来的成群牛羊筑起栏圈。渐渐地从邻近传教站开辟的偏僻殖民地迁移来大批新人。

　　收获是丰硕的。播下去的种子获得了五倍的收成。粮食满仓。不久，牲畜就数以千计。尽营在这片土地上还存在不少困难，还需要对敢于不断侵犯这片欣欣向荣的殖民地的当地土著人进行讨伐，但是新黑尔维喜阿的疆域可以说已发展到幅员辽阔。河道水渠、磨坊工场、海外商店【10】。都纷纷兴建创办起来。船只在江河上来来往往。苏特尔不仅供应温哥华和夏威夷群岛的需要，而且还供应所有停泊在加里福尼亚的帆船的需要。他种植水果——这些加利福尼亚水果今天已誉满全球。你看，水果在那里长得多么繁茂！于是他引进法国和莱茵河的葡萄。没有几年工夫，遍地都是果实累累的葡萄藤。至于说到苏特尔自已，他建造了许多房屋和豪华的庄园，还不远万里，用一百八十天的时间从巴黎运来一架普莱耶尔【11】牌钢琴，用六十头牛横越过整个新大陆，从纽约运来一台蒸汽机。他在英国和法国的那些最大的钱庄银行里都能得到信贷和存有巨款。现在，他已经四十五岁了，正处在事业胜利的顶峰。他想起了自己在十四年前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不知扔在世界的何处，于是他给他们写信，请他们到他这里来，到他自己的领地上来。因为他觉得现在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是新黑尔维喜阿的主人，是世界上最富裕的阔佬之一，而且将永远富裕下去。尔后，美利坚合众国也终于把这块放任不管的殖民地从墨西哥手中并入自己的版图，一切更有保障和安全了。又过了若干年，苏特尔确实成了世界上最最有钱的人。


Sutter's Fort

　　　　　　　　　　　　　　　　 带来厄运的一铁锹


　　一八四八年一月。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一个细木匠——詹姆斯·威尔逊·马歇尔【12】。突然心情激动地冲进他的家里，说他一定得同他谈一谈。苏特尔十分惊异，因为他昨天才刚刚把马歇尔派到柯洛玛自己的农庄去建立一个新的锯木场，而现在他却没有得到允许就返了回来，站在苏特尔的面前，激动得直哆嗦，然后将苏特尔推进房间，锁上房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含有少许黄色颗粒的沙土，他说他昨天掘地时突然注意到这种奇怪的金属，他认为这就是黄金，可是别人却嘲笑他。这时苏特尔变得严肃认真起来，拿着这些颗粒去做了分析试验，证明确是黄金。他决定第二天就和马歇尔一起骑马到那农庄去。然而这个木匠师傅在当天夜里就冒着暴风雨骑马回到了农庄，他也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得到证实。——他是被那种可怕的狂热所攫住的第一个人，不久这种狂热震撼了整个世界。





　　第二天上午，苏特尔上校到达柯洛玛。他们堵截水渠，检查那里的泥沙。人们只需用筛滤把泥沙稍微来回摇晃几下，亮晶晶的黄金小粒就留在黑色的筛网上了。苏特尔把自己身边的几个白人召集到一起，要他们发誓对此事保守秘密，直至锯木场建成。然后他骑马回到自己的农庄，虽然他神情坚毅严峻，内心却无比兴奋：据人们记忆所及，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黄金——黄金竟会完全暴露在地面上，而这片土地却是属于他的，是他苏特尔的财产。看来这一夜真好象胜似十年：他成了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


　　　　　　　　　　　　　　　　　　　　淘金热


　　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不——，他后来成了地球上最贫穷、最可怜、最绝望的乞丐。八天以后，秘密被泄露，是一个女人——总是女人！——把这事对一个过路人讲了，还给了他几颗黄金细粒。接着发生的一切可真是史无前例的。苏特尔手下的人一下子全都离开了自己的工作，铁匠们跑出铁工场，牧羊人扔下羊群，种葡萄的离开葡萄园，士兵们撂下枪支，所有的人都象中了魔似地急急忙忙拿起筛网和煮锅，向锯木场飞奔而去，从泥沙里淘黄金。一夜之间，整片土地就被人弃置不顾了。奶牛没有人去挤奶，在那里大声哞叫，有的倒在地上死去；围起来的一群群野牛冲破了栏圈，践踏着农田；成熟的庄稼全烂在秸杆上；奶酪工场停了工，谷仓倒塌，大工场的轮盘联动装置静静地呆在那里。而电讯却不停地传播着发现黄金的好消息，跨过陆地，越过海洋，于是从各城市，各海港络绎不绝地有人来，水手们离开自己的船只，政府的公务员离开自己的职守，他们排成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纵队，从四面八方拥来，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坐车掀起一股疯狂的淘金热。这些挖金者简直象一群蝗虫。他们不承认任何法律，只相信拳头；他们不承认任何法令，只相信自己的左轮手枪。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殖民地上到处都是这样一群放荡不羁、冷酷无情的乌合之众。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没有主人的；也没有人敢对这群亡命之徒说一个不字。他们屠宰苏特尔的奶年，拆掉苏特尔的谷仓，盖起自己的房子，踩烂苏特尔的耕地，盗窃苏特尔的机器——一夜之间，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就穷得象个乞丐，恰似迈达斯【13】国王最后憋死在自己点化的黄金中一样。

　　而这股追逐黄金的空前风暴却愈演愈烈；消息传遍整个世界，仅从纽约一地，驶来的船只就有一百艘，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一八五零、一八五一的那四年里，大批大批的冒险家从德国、英国、法国蜂拥而至。有些人绕道荷思角【14】而来，但对那些最急不可耐的人来说，这条路线无疑是太远了，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通过巴拿马地峡。一家办事果断的公司迅速在地峡兴建起一条铁路，为了铺设这条铁路，数以千计的工人死于寒热病，而这仅仅是为了使那些心情急躁的人能节省三四个星期的路程，以便早日得到黄金。无数支庞大的队伍横越过美洲大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讲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他们都在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地产上挖掘黄金，就象在自己的地里一样。一座城市以梦幻般的速度在圣弗兰西斯科的土地上矗立起来，互不相识的人彼此出售着自己的土地和田产——而这一片土地是属于苏特尔的，并由政府签署的公文证明。尽管如此，他自己的王国——新黑尔维喜阿的名字终于在这个迷人的字眼——黄金国、加利福尼亚面前消失了。

　　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再次破产，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这种豪夺，木然无神。起初，他还想同他们争夺，他想同自己的仆人和伙伴们一起敛取这份财富，可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于是他只好从淘金区完全退出来，回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山麓农庄，远离这条该诅咒的河流和不圣不洁的泥沙。他回到自己的农庄隐居起来了。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已成年的孩子终于在那里同他相会，但妻子到达不久就因旅途过于疲劳而死去。三个儿子现在总算在身边了，他们加在一起是八条胳膊。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和儿子们一起重新开始经营农业；他再次振作精神，带着三个儿子发愤劳动，默默地、坚韧地干着，充分利用这块肥沃得出奇的土地。在他的内心又孕育著一项宏伟的计划。


　　　　　　　　　　　　　　　　　诉 讼


　　一八五零年，加利福尼亚已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在合众国的严格治理下，秩序也终于跟随着财富一起来到这块被黄金迷住了的土地上。无政府状态被制止住了，法律重新获得了权力。

　　于是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突然提出了自己的权益要求。他说，他有充分、合法的理由要求圣弗兰西斯科城所古的全部土地归属于他；州政府有责任赔偿他由盗窃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对所有从他的土地上挖掘出来的黄金，他都要求得到他应得的一份。一起诉讼开始了，而此案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控告了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名在他的种植区安家落户的农民，要求他们从私自强占的土地上撤走，他还要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支付给他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对他私人兴建的那些道路、水渠、桥梁、堰堤、磨坊等的赎买金，要求联邦政府支付给他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对他的农田遭受破坏的赔偿。此外，他还要求从挖掘出来的全部黄金中得到他的份额。为了打这场官司，他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埃米尔送到华盛顿去学法津，并且把自己从几个新农庄中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统统化在这场耗资无数的官司上。他用了四年之久的时间才办完所有上诉的法律程序。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审判的时候终于到了。廉洁公正的法官汤普森——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长宫裁定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对这片土地的权益要求是完全合法和不可任犯的。

　　到这一天，约翰·奥古斯待·苏特尔总算达到了目的。他成了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


　　　　　　　　　　　　　　　　　　　结 局


　　难道他果真成了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不——根本没有，他后来成了一个最最贫穷的乞丐，一个最最不幸和失败最惨的人。命运又一次同他作对，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而这是使他永世不能翻身的一击。判决的消息传开之后，圣弗兰西斯科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席卷起一场大风暴。数以万汁的人成群结伙举行暴动。所有感到自己财产遭到威胁的人、街上的无赖歹徒和一贯以抢劫为乐事的流氓一起冲进法院大厦，把它付之一炬。他们到处寻找那位法宫，要将他私刑处死。他们集结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前去洗劫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全部财产。苏特尔的长子在匪徒们的围困下开枪自尽了；第二个儿子被人杀害；第三个儿子虽然逃出性命，但在回家的路上淹死了。新黑尔维喜阿的土地上一遍火海，苏特尔的农庄全被烧毁，葡萄藤被践踏得乱七八糟，家具器什、珍贵收藏、金银钱财均被抢劫一空，万贯家财在毫不怜悯的愤怒之下统统化为乌有。苏特尔自己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

　　经过这一次打击，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他的事业全完了，他的妻儿都已死去，他的神志已混乱不清。在他已变得十分糊涂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还在不时地闪烁：去寻求法律、去打官司。

　　一个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老人在华盛顿的法院大厦周围游来荡去走了二十五年。法院里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认识这个穿着肮脏外套和一双破鞋的“将军”。他要求得到他的几十亿美元。而且也真有一些律师、冒险家和滑头们不断地怂恿他去重新打一场官司，为的是想捞走他最后一点养老金。其实，苏特尔自己并不想要钱．他已十分憎恨金钱，是黄金使得他一贫如洗，是黄金杀害了他的三个孩子，是黄金毁了他的一生。他只是想要得到自己的权利。他象一个偏狂症患者似的，怀着愤愤不平的激怒，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到参议院去申诉，到国会去申诉，他信赖形形色色帮他忙的人，而这些人却象寻开心似地给他穿上可笑的将军制服，牵着这个傀儡似的不幸者，从这个官署走到那个官署，从这个国会议员走到那个国会议员，一直奔波了二十年。这就是从一八六零到一八八零可怜凄惨、行乞似的二十年。他日复一日地围统着国会大厦踯躅，所有的官吏都嘲笑他，所有的街头少年都拿他开心。而他，就是地球上那片最富饶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个富饶之国的第二座大城市正屹立在他的土地上，井且每日每时都在发展壮大。但是人们却让这个讨嫌的家伙一直等待着。一八八零年七月十七日下午，他终于因心脏猝中倒在国会大厦的阶梯上，从而万事皆休——人们把这个死了的乞丐抬走。这是一个死了的乞丐，但在他的衣袋里却藏着一份申辩书，它要求按照世间的一切法律保证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笔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财产。

　　可是时至今日，并没有人要求得到苏特尔的这笔遗产，没有一个后裔来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圣弗兰西斯科依然屹立着，那一大片土地还始终属于别人，在这里还从未谈论过什么权利问题。只有一个名叫布莱斯·桑德拉【15】。的作家给了这个被人忘却了的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一点点权利——这是一生命运给他的唯一权利，后世对他莫名惊诧的回忆。




〔译者注释〕

　　【1】哈弗尔(Le Havre),法国北部滨海城市。
　　【2】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Johann August Suter或John Augustus Sutter），加利福尼亚的拓荒先驱，一八零三年生于瑞士，一八三四年趁美国，一八三五年和一八三六年曾经商到过美国新墨西哥洲首府圣非，一八三人年迁居密苏里州的俄勒冈郡，一八三九年在圣弗兰西斯科湾登陆，在今天的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地址上建立殖民地，一八四一年成为墨西哥公民，从阿尔瓦拉多总督处获得大片土地。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所有权属于他的土地上发现了黄金，从而引起疯狂的淘金热潮，他手下的人纷纷不辞而别，前来淘金的人盗走了他的成群牛羊，擅自占领他的土地，致使他于一八五二年宣告破产，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八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给他每月二百五十美元养老金，一人八零年死干心胜猝中。
　　【3】印第奔斯堡(Fort Independence），密苏里州西部小镇，又译独立镇。
　　【4】加利福尼亚自十六世纪以后，先为西班牙的领地，后为墨西哥的领地，以后又逐渐被美国并吞，经过一八四八至一八四八年的美墨战争，加利福尼亚于一八五零年正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苏特尔拓荒加利福尼亚时，正经历了这些历史演变。
　　【5】蒙德来( Monterey)，本为加利福尼亚州西部的蒙德来郡。
　　【6】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瓦拉多(Juan Bautista Alvarado,1809-1882)，墨西哥派驻加利福尼亚的行政长官，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年间是头际上独立的加利福尼亚的总督。
　　【7】黑尔维喜阿(Helvetien)瑞士旧称。
　　【8】萨克拉门托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河流，该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位于此河岸。
　　【9】卡拿卡人，夏威夷群岛的土著民族．
　　【10】海外商店(Faktorei)，是指欧洲商人在殖民地设置的贸易栈。
　　【11】伊格纳茨·普莱耶尔(Ignaz Pleyel，1767-1831），奥地利作曲家兼钢琴制造家。
　　【12】詹姆斯·威尔逊·马歇尔(James Wilson Marshall,1810——1885)，美国人，一八四四——一八四五年间到加利福尼亚拓荒，后和苏特尔合作经营锯木厂，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挖掘该厂地基时发现了黄金，从而引起一八四九年世界性的淘金热。
　　【13】迈达斯（Midas)，希腊神话中富利基阿(Phrygien)的国王传说其手所触之物即点化为黄全。
　　【14】荷恩角(Kap Hoorn)．南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15】布莱斯·桑德拉(Blaise Cendrars,1887-1961),法国作家。生于瑞士，又被认为是瑞士的法语作家。早年从事诗歌创作，二十年代中期转向散文和杂文，最著名的散文作品是《黄金》，带有美国西部小说的色彩，描述移民开发加利福尼亚的业绩，其中有关于苏特尔的生动记述。 






John Augustus Sutter

 

John Augustus Sutter (1803-1880), German-born American adventurer and colonizer,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California.

 

Born in Kandern, Baden, on Feb. 15, 1803, Johann August Sutter (as he spelled the name before he Anglicized it) grew to manhood at Rünenberg, Switzerland. He possibly attended a military academy there, and he served in the army. He married in 1826, but after failing in business he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4.

Sutter settled at St. Charles, Mo., where he became a trader. Twice he made unsuccessful trading trips to New Mexico. He left Missouri in 1838, one jump ahead of his creditors. From Oregon he sailed to Honolulu and to Alaska,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in July 1839. He received a land grant from the Mexican governor of California of approximately 50, 000 acres, which he decided to locate at the junction of two river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Employing former mission Native Americans, he cleared land, dug irrigation ditches, planted crops, and erected a fortified post. Soon he was growing wheat, ranching, milling, mining, fur trading, salmon fishing, and shipping. He predicted that California's greatness lay in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Sutter became a Mexican citizen in 1841, and his wife and child joined him at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Sutter's Fort. Short, heavy, and bald, except for a fringe of gray hair, he proved a genial, expansive host to Americans arriving in Mexican California. His fort becam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Bear Flag Revolution, which quickly merged into the Mexican War and ended with California in the h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tter was a delegate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849 and a candidate for governor in the first election following statehood.

In January 1848 one of Sutter's employees discovered gold on Sutter's property. This triggered the famous gold rush of 1849, during which Sutter's employees deserted him, his herds disappeared, his fields fell into ruin, and his lands were overrun by squatters searching for gold. He began drinking heavily and by 1852 was bankrupt. Even when the Federal courts upheld his Mexican land grant, he could not afford the court costs to recover it and was left almost penniless.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paid him a pension of 0 per month from 1864 to 1878. He moved to Lititz, Pa., in 1873 but spent his winters in Washington, D.C., pushing a petition in Congress for his relief. He died in Washington on June 18, 1880, still awaiting passage of his bill.

Further Reading

The Diary of Johann August Sutter (1932) contains good autobiographical detail. An early and somewhat derogatory biography is Thomas J. Schoonov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Gen. John A. Sutter (1895), while Julian Dana, Sutter of California (1936), is eulogistic. A balanced treatment is Richard Dillon, Fool's G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Captain John Sutter of California (1967). See also Oscar Lewis, Sutter's Fort: Gateway to the Gold Fields (1966).

Additional Sources

Dana, Julian, Sutter of California; a b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4.

Dillon, Richard H., Fool's g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Captain John Sutter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Western Tanager, 1981.

John A. Sutter's last days: the Bidwell letters, Sacramento: Sacramento Book Collectors Club, 1986.

John Sutter and a wider Wes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QUOTED FROM ANSWERS

Johann Augustus Sutter (February 23 1803 – June 18 1880) was a Californian of swiss descent famous for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in that gold was discovered by James W. Marshall in Sutter's Mill) and for establishing Sutter's Fort in an area that would later become the capital of the U.S. state of California, Sacramento. Although famous throughout California for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Gold Rush, Sutter ironically died almost poor, having seen his business ventures fail while those of his elder son, Augustus Sutter, prospered.

Biography

Early years

Johann Augustus Sutter was born on February 23 1803 in Kandern, Baden, Germany, when his father came from the nearby town of Rünenberg in Switzerland. Debts incurred in business dealings, however, compelled Sutter to leave Europ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May 1834, he left his wife and seven year old child in Burgdorf, Switzerland, and with a French passport he came on board the ship Sully which travelled from Le Havre, France, to New York City where it arrived on July 14 1834.

The New World

In the United States, Sutter undertook extensive travels. Together with 35 Germans he moved from St. Louis area to Santa Fe, then moving to the town of Westport. On April 1, 1838, he joined a group of missionaries, led by the fur trapper Andrew Dripps, and went along the Oregon Trail until Fort Vancouver in Oregon, where he arrived in October. With a few companions, he went on board the British bark Columbia which left Fort Vancouver on November 11 and laid at anchor in Honolulu on December 9. Sutter wanted to settle in California, but the only vessel riding at anchor in the harbour was the brig Clementine — Sutter managed to be signed on as unpaid supercargo of this brig freighted with a cargo of provisions and general merchandise for the Russian colony of New Archangel, now known as Sitka, Alaska. The Clementine hoisted anchor on April 20 1839, with Sutter together with 10 Kanakas, two of them women, a few companions, and a Hawaiian bulldog. From the Russian colony at Sitka, where he stayed one month, Sutter travelled by sail to Yerba Buena, now San Francisco, at that time a tiny poor mission station. The Clementine arrived in Yerba Buena on July 1 1839.

New Helvetia

At the time of Sutter's arrival in California, the territory had a population of only 1,000 Europeans, in contrast with 30,000 Native Americans. It was at that point a part of Mexico and the governor Juan Bautista Alvarado granted him permission to settle;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a land grant, Sutter became a Mexican citizen on August 29 1840 - the following year, on June 18, he received title to 48,827 acres (198 km²). Sutter named his settlement New Helvetia, or "New Switzerland," after the homeland of his father. Sutter employed variously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Miwok and Maidu tribes), Kanakas and Europeans at his compound, which he called Fort Sutter; He envisioned creating an agricultural utopia, and for a time the settlement was in fact quite large and prosperous. It was for a period the destination for most California-bound immigrants, including the ill-fated Donner Party, whom Sutter strived to rescue.

A Francophile, Sutter would threaten to raise the French flag over California and place New Helvetia under French protection [1]but in 1847 the Mexican land was handed over to the United States. Sutter at first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California Republic but when Union troops briefly seized control of his fort, Sutter did not resist because he was outnumbered. In 1848 gold was discovered near his sawmill in Coloma along the American River. Sutter's attempt at keeping this quiet failed when merchant and newspaper publisher Samuel Brannan returned from Sutter's Mill to San Francisco with gold he had acquired there and began publicizing the find. Masses of people overtook the land and destroyed nearly everything Sutter had worked for. In order to keep from losing everything, however, Sutter deeded his remaining land to his son, Augustus Sutter. The younger Sutter, who had come from Switzerland and joined his father in September 1848, saw the commercial possibilies of the land and promptly started plans for building a new city he named Sacramento, after the Sacramento River. The elder Sutter deeply resented this because he had wanted the city to be named Sutterville and be built near his New Helvetia domain.

Land grant challenge

Sutter's El Sobrante land grant was challenged by the Squatter's Association, and in 1858 the U.S. Supreme Court denied its validity. Sutter sought reimbursement of his lo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Gold Rush. He started to receive a pension of 0 a month not as a relief, but as reimbursement of taxes paid on the Sobrante grant at the time Sutter considered it his own. He and wife Nanette moved to Lititz, Pennsylvania. From there he personally petitioned Congress in his case of seeking reimbursement for his losses. In 1880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ready to grant this, but before he could receive any reimbursement, he died on June 18 1880.

Had he been able to enjoy his findings, he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the world.

Legacy

In addition to the links found below, Sutter Street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s named after him. Sutter's Landing, Sutterville Rd., and Sutterville Elementary School in Sacramento are all named after him. The Sutterville Bend of the Sacramento River is also named after him. Sutter Medical Foundation, a not-for profit medical system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lso takes its name in honor of Sutter.

Books and films

Scholarly studies

• Albert L. Hurtado, John Sutter: A Life on the North American Frontier (2006)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416 pp. ISBN 0-8061-3772-X.

Fiction

• Blaise Cendrars L'Or (1925) (Sutter's Gold), a novel
• Stefan Zweig narrates the gold story in on of his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Films

• Days of '49 (1924) (at IMDB)
• California in '49 (1929) (at IMDB)
• The Kaiser of California (1936) (at IMDB)
• Sutter's Gold (1936) (at IMDB)
• Kit Carson (1940) (at IMDB)
• "The Pathfinder" (The Great Adventure, 1964) (at IMDB)
• Fortune (1969) (at IMDB)
• (1978) (at IMDB)
• California Gold Rush (1981) (at IMDB)
• Dream West (1986) (at IMDB)
• General Sutter (1999) (at IMDB)

See also

• New Helvetia
• Sutter, California
• Sutter Buttes
• Sutter County, California
• Sutter Creek, California
• Sutter's Fort
• Sutter's Mill

External links

• His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gold
• Street names in San Francisco
• Sutterville, California State Historic Landmark
• Sutter's Fort, California State Historic Landmark
• [http://californialandmarks.ctecomputer.com/counties/500-5

                                                                                                  QUOTED FROM WIKIPEDIA

【资源分类】音乐/歌剧
【中文名称】普赛尔：狄多与阿尼亚斯
【英文名称】Purcell - Dido and Aeneas
【发行时间】1989
【作　　曲】Henry Purcell
【指　　挥】Trevor Pinnock
【演　　奏】Pinnock - Otter - Varcoe - Dawson - Rogers
【CD　编号】Archiv 427624-2



【专辑介绍】

和众多早慧的天才一样,Henry Purcell(1659-1695)在36岁的时候便早早得蒙受上帝的恩宠了,同时也让英国音乐的前途蒙上阴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1689年他还是留下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英语歌剧-Dido and Aeneas.

Dido and Aeneas的故事情节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以非洲迦太基传说的爱情故事为背景─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和特洛伊王子阿尼亚斯(Aeneas)之间产生了一段异国恋情，但是阿尼亚斯身负重任，他必须率领经过希腊人浩劫之后存活下来的特洛伊人，前往意大利重新建立国家，于是阿尼亚斯不得不放下他和狄多女王之间的爱情， 继续他的复国计划；由于先前狄多女王已经对阿尼亚斯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在阿尼亚 斯坚持离去之后，专情的狄多女王也只有选择殉情的方式，表达她的悲伤。

迦太基创国女王Dido与罗马开国的先祖Aeneas的爱情悲剧在当时欧洲上层可谓极为熟悉的题材.同样在现在这个复古风盛行的时代,这部歌剧成为了第一批从故纸堆里挖掘出来的巴洛克珍宝.这部歌剧短小但没人能否认它的伟大,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巴洛克歌剧领域的敲门砖殊为合适.然而,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不到,就我所听的几个录音来说却都大相径庭.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各种指挥对这部歌剧风格的多样化风格侧重点不同所致.

　　后世一些偏颇的音乐学家称英国自19世纪前没有好的作曲家,这个论点早为事实所推翻,但我们返过去看,英国的确不缺好的作曲家,但在音乐戏剧上却是少有人才,我不否认晚期巴洛克最伟大的音乐戏剧家-Handel(1685-1759)是英国人,但这个土生土长的萨克森人在他来到英国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完备的音乐训练并完成了成熟的作品,可以说英国与他之前的音乐的训练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在Handel之前50年,Purcell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无法从英国传统中找出戏剧的因素来学习并发展这样的风格,只能向意大利与法国这些音乐戏剧繁荣昌盛的国度学习,我不能确定Purcell的这部歌剧有多少受到Francesco Cavalli(1602-1676)甚至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这些大师的影响,但法国抒情悲剧之父Jean Baptiste Lully(1632-1687)的影响对其是毋庸质疑的,在Dido and Aeneas里Purcell已经脱离了假面剧及戏剧配乐的传统,喧叙调,咏叹调,舞曲,合唱都在戏剧因素下有机得结合起来,虽然整个歌剧在规模上要比法国抒情悲剧小得多,但该有的因素一样不缺.尤其是最后的悲剧性高潮--女王Dido死前著名的哀歌"When I am laid in earth"在法国歌剧的大传统外另辟蹊径,将悲剧推向了高潮,而不是和多数法国抒情悲剧那样在结尾弱化情感或者干脆将结尾改成大团圆(比如希波律托斯(Hippolytus)这样惨绝人寰的故事也能改成大团圆)



【曲目目录】

01. I : Overture
02. I : Shake the cloud from off your brow
03. I : Ah! Belinda, I am press'd with torment
04. I : Whence could so much virtue spring
05. I : See, your royal guest appears
06. I : If not for mine, for empire's sake
07. I : The Triumphing Dance
08. II : Prelude for the Witches
09. II : Ruin'd ere the set of sun
10. II : In our deep-vaulted cell the charm
11. II : Echo Dance of Furies
12. II : Ritornelle - Thanks to these lonesome
13. II : Oft she visits this lone mountain
14. II : Behold, upon my bending spear
15. II : Stay, Prince, and hear great Jove's
16. III : Prelude
17. III : The Sailors' Dance
18. III : Our next motion
19. III : The Witches' Dance
20. III : Your counsel all is urg'd in vain
21. III : Thy hand, Belinda, darkness shades me
22. III : With drooping wings ye Cupids come